文学院教授、古汉语专家，郭诚永先生因患胰腺疾，于1998年辞世。“流光容易把人抛”，但总抹不去我心中对他的忆念。
上世纪60年代初，郭先生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初秋的一个上午第一节课，他身着短衫，朴实大方地按时健步走上“一教”靠东侧阶梯教室（已于90年代中期拆除）的讲台。看去，年龄不到50岁，圆脸、短发，个子不高，目光炯炯。依稀记得他的开课语是：“古汉语要学好，不容易；为培养阅读古籍的能力，应该学好。”讲话时，目光环视，似乎希望大家进一步领会与接受。约莫一分钟后，竟有两位同学先后立于门口喊“报告”，他停下讲课，点头允进，目送着他俩入位坐定，接着说：“同学们知道我的家住在哪里吗？在少城，要坐车至牛市口再到狮子山，但我赶上了讲课时间。你们住学生三舍（已拆，位于今桃李园广场），来教室，是我路程的多少分之一？”教室里顿时响起笑声，但立即止息了。他风趣轻松的话，实为宽仁的批评语，在同学中体味着，也赞佩着……
郭先生讲课，一板一眼，侃切利落，嗓音洪亮，听来感到清晰有力。这或许应该是其教语的特色与优势吧。记得他讲《古代汉语》“文选”中的《齐桓公伐楚》，对字、词，乃至标点符号的讲解，精准到位；虽然教学重点不在解读与品赏上，但因未完全孤立析字解词，齐、楚对峙的战情，双方人物的心态，亦能清楚地显现出来，有文本内容的完整印象。由此，同学们对其讲课恒有称道之辞。课后，我请教“楚子使屈完如师”一句中对“如”字的理解，他注视着我，未予马上解释，却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后，他随后说：“‘如’，即‘往’、‘到’、‘去’之意。”接着开展下去：“《左传·隐公五年》中有‘公将如棠观鱼者’，‘如棠’该怎么讲？”我不仅感到老师学识深广，而且是循循诱导。后来，媒体上时有“如厕”的表述，就不产生为何不用“入厕”的疑问了。偶读64级校友高永康对郭先生讲课的赞诗：“死板的语言文字/在您那生动的脸上/活了”这是赞佩，也是评价。可见，听过他讲课的学生，皆有同感。
三年级下学期，我所在的学习小组几位男同学被分配至位于宽、窄巷子附近的成都28中（协进中学）搞教育实习，恰好郭诚永老师承担此校和位于陕西街成都10中的实习指导。我是实习组组长，要具体负责联系、安排同学们的食宿等事宜。那年月，条件差，大家住在与操场为邻的一间屋子里，睡中学生用的木制高低床，爬上跳下，“虚”得摇晃。郭老师来检查情况，一手持叶子烟杆，一手提黑色皮包，听了汇报后，劝导大家克服困难，莫要有影响实习的情绪，一定要尽快安心下来；要抓紧时间，苦下功夫，认真备课，反复试讲，争取上好讲台；班主任实习也莫马虎。还特别强调要虚心、诚恳地向语文组老师请教、学习。他的话，轻松而认真，充满仁爱之情。其谆谆指教，让同学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安心实习。
同学们上台讲课后，郭老师常关心地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体会”；听了课，恒以鼓志气、增勇气为主，不足处，是以“希望改进”、“相信会好”的话语提出。他的指导，亦充满了仁厚之心。大家在勤奋与愉快中，认真地实习着。
犹记得，一个周日，我们三两个“性相近”的同学逛了人民公园后，到祠堂街一家小餐馆吃面条，见有“肝沙面”，即选中它。那年月，物资匮乏，生活困难，觉得它沾点“荤”。原来，它是将猪肝抽了汁之后做成的“肝渣臊子”。吃起来既无油气，也无猪肝香味，营养更谈不上。刚要动筷子，见郭老师手持烟杆路过，即招呼他。他微笑着，爽快地进入，问问情况后，竟去付了钱，自己也买了一碗，边吃边摆谈着有关实习的事。虽只两角钱一碗，可也是师生情的一种体现。分别时，他婉言道：“还是不在街上吃为好，当学生的，钱干贵。”大家记住了他关爱的话。
“文革”期间，同其他若干先生一样，郭老师也受到冲击，但我感觉他表现出“坦荡”、“宽和”的一面。在那种情势下，难得。如此的心性，在新时期变得更加畅悦了：在古汉语教学与研究中，不用说，更加潜入；在与人交往中，亦显得更加平和、坦诚。
当时，郭先生住在原中文系办公兼教师宿舍楼（已拆除，平为停车场）底屋左边的第二间，紧邻资料室、阅报室，日常作半开状。我到阅报室翻报纸，间或敲门而入，与他摆谈，向他请教，见他总是埋头研读，右手撑着约一尺长的叶子烟杆，含在嘴里，还吐出缕缕白色烟痕的卷儿。这是先生富有特色的读书看报兼吸烟的方式，托着一种冲淡、平和的神情。即使是毗邻阅报室，他仍订了一份《成都晚报》。那时的晚报，非如今的小版面，其副刊“锦水”，以发表散文、随笔为主。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改版，我常有散文发表于上面，多篇是醒目标题置于头条。那天，正有一篇我抒写狮子山铁路两边梨花桃花盛开如云霞、城内外观赏者如云集潮涌的《花海写意》。他欣喜地说：“就地取材，写意抒怀、读起亲切。你的散文简练、清新、净雅，既是风格，更是笔力。”作为我的老师和教坛长辈，如此评说，我心里自然感到高兴，更觉是鞭策。我借此请教起为文之道来，他讲到“保持风格，但不固守；简练，即要而精；清新，即爽而鲜；净雅，即秀而文。”听之，已不觉是在谈我的散文，而是在讲课了；其教益与鼓舞，至今不忘。
郭先生是1956年从成都某中学调来川师中文系的，时约43岁。后来悉知，他于193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承赵少咸、庞石帚诸先生，研究语言文字，尤其精于音韵学；1993年，时年79岁，还完成了《关于成都话舌尖音声母的调查》。他是地道的成都人，少时住北郊天回镇，之后迁住少城，为成都话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原生条件。另外，章太炎、杨升庵、刘勰，也在其研究之列，《〈国故论衡〉（上卷）疏证》、《杨升庵论学要义》等等，就是其可贵的成果。曾听他说过，其同学、同事如川大的杨明照，川师大的汤炳正、屈守元、刘君惠，成大的白敦仁等，彼此过从甚密；而他们皆文史学界颇有分量的教授，共话学术，鱼水自得。
据我所知所感，先生有“三好”——书、叶子烟、茶。假日，他习于寻一个三者可共享的好去处。不仅有东邻的高店子古街，更有西边的观音桥。那年月，凡周日不回城，就独自步出旧图书馆（今文学院）外荷花池旁的小门，经果园、荷塘，踏着竹林间、农家院旁曲曲折折的小路，再经农科院外的斜坡，抵观音桥。那里有简朴的小茶馆，毗邻沙河，翠竹丛丛，绿树幽幽，是一个静谧的好环境。他靠在竹椅子上，拗着叶子烟杆，叫一杯茉莉花茶，捧一本线装书，就会悠然地过完一个上午。那清净、清雅的情味，内中的收获，或许只有郭先生自己才领会得够、领悟得透。我有一次也去观音桥，那是带着孩子去玩，恰碰见了他，即上前问候。他如见知交，笑容可掬：“来，一起喝茶。”因有“拖累”，更恐打扰，摆谈几句后，即谢别了。郭先生就是在如此淡雅、洒脱、具有个性的生活与心态中，汲取着学识。
晚年，郭老师指导研究生，尽心竭力，备受学子敬重。颇感遗憾的是，他一直住在前面所述的那间狭窄的底屋里，书桌、书架、小床、木椅、水瓶等等挤在一起。先生为之所困，纠结于心，曾淡淡地向我吐露过，我深感同情；但他随之调侃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略显无奈状。毕竟耄耋老人了，原显得笃实的体魄，逐显瘦弱；病重入院，虽治无果，去时85岁……若干年来，总是忘不了授课和指导于我的老师，学高、仁厚的长辈郭诚永先生。
2011年5月于桂苑（作者系文学院退休教授）
来源：2012年2月5日《四川师大报》525期
作者：范昌灼
审核：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