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楚地记得,2005年暮秋的一个傍晚,江小韩先生托保姆小吴送来了他的新著《全元曲小令注》。我惊喜异常,皇皇三大本,暗黄色绘图封面,古朴庄重,题笺乃著名书画家钱来忠先生。江小韩先生是文学院退休教师,已年逾92岁,竟完成了元曲小令的全注,“工程”不小,是怎样营造出来的啊!以之馈赠后学,更是令我感动。粗略翻看,全本计2088页,共132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于惊喜中,乃置书案头,备不时拜读。
在我所及元曲的相关著述中,文学院已故知名教授王文才先生的《元曲纪事》是较早的成果之一,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不是作注,涉及作者96名。江老的注,囊括全元曲小令4075支,作者144名。如此的注释功夫,别说于92岁高寿之人,即使于年轻后生,也不容易,这是何等令人赞佩!对元曲小令的作者,凡能考究出的,皆有生卒时间、籍贯及其作品简介,并注明了参阅卷数、页码;对词语的注释,也很详明。这些,都体现了江老认真、严谨的著述态度。
有所接触或研究小令的人都知道,此乃元曲的一种主要形式,通俗、短小、不成套;最初是流行于北方民间的词调、小曲,亦称“街市小令或北曲”。后来,在文人笔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其中既有较多俚语——粗俗或流行面颇窄的方言词,亦有颇多用典和难解之词。过去,作注者虽多,但大都为选本,读者只能窥其“一斑”,而江老予以全注,读者则可以览“全豹”,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皆有裨益。因此,他完成《全元曲小令注》,确是一大善举。
2005年2月,在“前言”中江老写道:“自退休后,闲时甚多。今作此注,实借以消永昼,非敢跻于著作之林”;还说:“且至桑榆暮景,心虽有余,力实不足,谬注之辞,未解之典,错解之处,不晓之句,尚希读者匡谬补阙,多予以指正。”此些话语,更见其为学之严谨、谦恭。但我以为,江老高龄如此,还作小令全注,并非“借以消永昼”,乃“志业”之趣所致。同众多退休学人一样,由于在岗时虽有矢志不渝、坚守所爱的志趣,但少闲暇予以强化、提高和做出成果来,而退休后获得了宽余,乃沉于其中做出成果。老骥伏枥乃奋蹄,暮年晚景有壮心。他从84岁开始,耗八年时间,于92岁高龄完成了此注,怎不是可贵的“著述”呢?或许更是“发奋之作”!
(二)
说来有点意思,是在江老90大寿的小型宴席间,我才得知他在为全元曲小令作注,已六年之久,也才知道他本是元散曲的喜爱者、研究者,在场的好几位老师亦如此。怀以惊讶、高兴与仰慕之情,我们即起而为其喜事祝贺,祝其胜利付梓。他于感谢中,用了“退休得空闲,借以消永昼而已”的话,显得谦虚、随和。此话,后来亦用进“前言”中。真可喜,两年后,完成了前述的三大本,可谓别一意义的“八年抗战”!
不难想象,江老在翻案资料、伏案用笔的整个过程中,是如何地“攻坚克难”。据我所知,到了晚年,他虽头脑清晰、视力无大碍,但腿疾严重,逛校园全靠坐轮椅由保姆推行;我多次碰见过,并主动上前问候。大约是200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因送新出版的散文集《秋天的回报》到他府上——桂苑27幢二楼,不宽敞的屋子里,他正在伏案,于我的造访,颇显高兴。对坐畅谈中,还转送我其子于1999年出版的《江溶工笔花鸟集》,乃著名学者、画家范曾题签,很是美观。我早知道,江溶供职于成都画院,乃专业画家,师从著名工笔画家朱佩君,自成风格,成就斐然。由于开心,我的手指无意碰了一下他的膝盖,他竟“唉哟”一声,我方知其腿脚不仅乏力,而且轻触即痛。一时,颇感歉意,连说“对不起”。他略带感伤的口气:“身体不好,腿疾严重,一触即痛,哪怕是轻微地……”然而,他却每日必久坐作注。艰苦处见精神,此精神何其可贵,意志何其坚强,毅力何其刚韧,由此,亦尤显其价值,实在令人感佩!
(三)
江小韩先生讲授过我们年级大一时的《文选及习作》课。他个头高大,体形略胖,头发往后梳,不到50年龄;站在讲台上,有雄威之气。他讲课的声音洪亮,不时伴以爽朗的笑声。记得他讲析了茅盾的散文《斯德哥尔摩杂记》和《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均清晰、透彻。尤其是后者写1904——1906年斯大林及其同志们如何经营、工作于秘密印刷所的详细情况:从其建造来由、巧妙设计、方位结构、物件陈设,直至工作的艰辛,均作了详实记述,是一篇典型的参观记。此类作品,不易讲好,尤其不易讲得生动、传神,但江老理其文脉线索,抓住空间变易,把握人物活动,较为清楚地予以讲析,使人如置其间;更要求大家学习如何将繁琐的事物表达清楚的写作技法。
后来得知,他是满族,原任教于成都一中,与众多中学骨干教师一道,于1956年调到川师中文系,以充实教学力量。但多少年来,我却未知他那样喜爱元曲小令。
毕业后,我留校师从张伯珩先生搞《语文教材教法》课,两年后转至江老为组长之一的写作教研组。一开始,就分配我讲两篇说明文。这类文体,偏于解说、叙述,讲求简明、确切,不尚抒情、描绘;要讲得动听、吸引学生,较为困难。因搞教材教法,在师大附中讲了两年语文课,其中不乏说明文,但我仍然认真以对。不料,江老届时到了课堂,听讲后说我能把住说明文特点讲析,对教语教态亦有肯定。其后一年,“文革”爆发,又过几年,全系师生被“一锅端”,拉到崇庆(今崇州)驻军农场劳动锻炼,搞“斗、批、改”,江老未随往,被派至学校临时办的中学部讲课;“文革”结束后,安排在历史系讲古汉语;不久,回到系上继续讲课、改文,其时已逾古稀年龄,直至退休。十余年间,彼此接触甚少……2005年末,我与几位老师特到府上看望,他十分高兴,且喜于交谈。谁料,却于2006年2月不幸逝世,时年93岁。留下的皇皇三大本《全元曲小令注》,不仅是可贵的学术财富,更是准世纪老人精神、意志的体现与存留。今又翻读,其音容举止,不禁油然浮现……2012年7月于师大现代花园“朗闲斋”
(作者系文学院退休教授)
来源:2012年10月23日《四川师大报》531期
作者:范昌灼
审核: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