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岁到十岁半，我患上在当时很难医治的肺结核，稍有动静，便一阵猛咳。母亲让我休学在家，卧床静养，以免和小朋友们满世界疯跑。能让我度过这难耐时光的，唯有读书。
家里仅有的几本书早已翻烂，姐姐们从学校借回来的书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后来病况稍好一些，母亲答应我可以到人民公园去，那里有成都市图书馆，馆里有少儿阅览室。
自此，我几乎每天吃完早饭，像上学一样地准时，到少儿阅览室的门口去报到。五十年代成都的人少，公园里的人更少。走出永兴街口，跨过祠堂街，正对面便是人民公园的西侧门。经“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继续往前走不远，路东有一幢两层的青砖西式小楼，这便是当时的成都市图书馆，我心中永远的圣地。图书馆的西南方向，有一排白色的平房，在它面前的小广场上，立了几尊明代蜀王的铜像。铜像固然属博物馆所有，那白色的房子却是图书馆的少儿阅览室。
每天一早，我到门口去领取牌子，总有几个小读者或前或后地到来。有时候来得早了，几个孩子自觉排队，彼此虽不相识，却可以很热闹地聊天。记得其中一个男孩，年纪稍大于我们，嗓门也自然比我们都大。他聊《三国》，聊《水浒》，馋得我心里直痒痒，很羡慕他能懂得这样多。奇怪的是时间一长，几个孩子彼此已很熟悉，却偏偏没有人问对方姓甚名谁，家住那里——也许这就是当时的家教使然。几年以后我在自家门口突然看见他与家人路过，却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以至失之交臂，心里十分懊恼，怅然若失了好几天。
门终于开了。孩子们领牌，进去，然后眼光越过柜台，看那摆满架上的书，生怕自己看中的书被别人抢先借走。现在想来，当时给孩子们看的书不多，大约有三类，一是连环图；二是文配画，画是彩色的；三是以文字为主的故事书。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依次递进，向第三类进军。当时最吸引人的除了童话和民间故事，便是与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有关的题材。记得曾看过一本连环画，叙述的是一位志愿军战士在战友牺牲、弹尽粮绝、重兵围困的情况下，不愿作俘虏，用子弹头钉进头顶的故事。最后的画面是：流云之下，高山之上，战友脱帽，俯首致哀，为他举行葬礼。看到这里，我忍不住流泪，心里难受了很久。
我小时候读书速度很快。故事的情节在心里流动，眼里看着第一行，下面几行的内容同时被扫描进去，与故事的情节融为一片。所以，阅读仿佛是以板块，而不是以行、以字为单位进行。很多年以后，读到闻一多给他弟弟闻家驷的信，说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可以一目数行，得其要领即可，不必一字一字地死抠。而读自然科学的著作则反之。以我的经验，闻先生所说极是。读社科著作如是，读故事与小说亦如是。原因在读者只要与文章中的事理逻辑同步，阅读的速度自然加快。因为如此，往往同样一本书别人还没有读到一半，我的已经读完。大姐曾经怀疑我只看书中的插画，有意让我陈述书中的大意。不料我几乎是把书的内容复述了一遍，甚至可以说出来某个词、某句话在书页上的大致位置，令她十分惊讶。“老三记性真好！”她向母亲赞不绝口。这样的故事在图书馆也有发生。一位年轻的女管理员见我频繁地换书，用同样的方式考我，结果自然让她对我另眼相看。有时候来了新书，她还着意向我推荐。
不久，少儿阅览室迁到图书馆的本部，即公园的那幢青灰色小楼。小楼的正面是一个宽敞的草坪，东面和南面是一大片茂密的楠木林，把它半拥在怀中。面对小楼的左边，有一棵参天大树，树冠像是一柄巨大的伞。从小楼正面上得几级石梯，进入门厅，左首仿佛是办公室，右首则是少儿阅览室。楼上作什么用，不得而知。室内有红漆的地板，发亮的桌椅。每天有不到十个小读者各自埋头读书，安静得可以听到书页翻动的声音。偶尔抬头，透过敞亮的玻璃窗，还可以看到园里的绿叶扶疏，听到树上的鸟鸣啾啾。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在这里读书，是平生不可多得的享受。
我的生活轨迹就是这样，上午在图书馆，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一般而言，下午母亲让我在家休息，但有时候也去图书馆。一个夏天的中午，我正待回家，突然下起了大雨。图书馆中午是要关门的，管理员让我们在门厅避雨。不一会雨小了，我走下阶梯，站在大树下张望天空。这时远处一个人撑着雨伞，步履匆匆。不一会来到我面前的，竟然是气喘吁吁的母亲。她一手拿伞，另一只手拎着小竹篼，上面搭着一块布，布的下面是饭盒。母亲和我并坐在最靠里边的台阶上，看着我吃饭，一边用毛巾擦干我头上的雨水。我已经记不得母亲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饭菜还是热呼呼的，非常可口。我心里明白，有一个喜欢读书的儿子，母亲只有欣慰，不会感到辛苦。吃完饭，母亲问我是回家，还是陪着我等待图书馆开门。我站起来，让母亲拉着我的手往家里走去。雨后的公园，空气清新，四周静静地，没有一个人影。这是我一生抹不去的画面，一想起它，我的心变得温润而柔软。
好日子终于结束了。一天早上，图书馆的门口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赫然写道，少儿阅览室迁到了东大街。用失魂落魄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夸张。对我而言，东大街不但遥不可及，母亲也不会放心，我此后到哪里去读书呢？这时门开了，曾经考过我的那位管理员走出来。看见我很失落，她把我拉进馆里，边走边说：“少儿部迁走了，这里只供成人阅览，但你可以在这里看书。”说着她把我带进楼梯侧的一间小屋。她利麻地从靠窗的写字台下抽出木椅，抱我跪在上面，说“你等等，我去拿书！”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一切，她又回来了，将一叠书摊在桌上让我选，同时给我倒了一杯水，打开一个糖盒。“别出去。我去上班，下班了你再走。”她离开了，轻轻地关上门。这一切来得很突然。环视四周，我终于看清了，这是她个人的房间，除了写字台，有矮柜、单人床和洗脸架。一切都简简单单，整洁明亮，此外，还有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幽香。
自小没有大人的带领，我们是不准进别人家门的，更不会和陌生人说话，所以特别怯于与人交往。从进门起，我就埋着头，红着脸，不敢看她一眼。我跪在木椅上，根本无心看书，只想赶紧离开，但又怕辜负了她的好意。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终于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像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她的短发，圆脸，笑眯眯的眼睛，还有时髦的蓝色列宁装，却成为我永远的人生记忆。她使我懂得了，好学的孩子，不但母亲喜欢，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她更使我懂得了，儿时获取的人生赠予，是自己的终生财富。只是至今我仍遗憾着，遗憾于当时没能对她鞠躬，说一声谢谢！
（作者系文学院退休教授，文章发表于2012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副刊）
来源：2016年6月1日《四川师大报》 601期
作者：万光治
审核：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