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寒假， 我回到老家——安徽省北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 像这样的自然村落在中国有两百多万个， 不过， 对我而言， 故乡却是唯一的。 说来惭愧， 这是我近十年里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20天的所见所闻， 让我感触很深。 这里选取我记下的几个片段， 以窥探当前乡土中国的变迁。
一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 来不及休息， 便开始密集地拜访本家族的各位长辈。 话题则十分广泛， 主要是收入、 教育、 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 “一路一带” 、 健康、 低保、 养老、 1960 年代以来各家族间的恩怨情仇以及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儿。 他们最关心的是我在外面的工作和家庭情况。 我则从他们那里了解这几年家乡的发展和他们的生活状况。
今天的村庄虽然还保持着我儿时的格局， 但变化却又非常明显。 千年不变的村庄为什么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切的原动力不是别人， 正是家乡的 “打工者”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的一群农村人。 20多年过去了， 第一代打工者已经渐渐退居二线， 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 但六十岁左右的年龄让他们在建筑工地上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尴尬。 没有一技之长， 只靠体力挣钱的乡亲一旦衰老， 也就失去了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 好在他们的子女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 第二代打工者的足迹踏遍北、 上、 广和其他二三线城市， 出路似乎更多些， 诸如进厂、 建筑工地、室内装修等。 经过这二十多年的积累， 尤其是最近七八年进城务工大军的空前崛起， 他们从城市带回了不小的财富， 也带来了城市人的观念和习惯。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 感官上的最大刺激是村里几乎全是二层或三层的楼房。 记忆中的村庄， 是土房子， 小院落， 门口拴头牛， 院里养着猪， 猫狗到处跑，人们出门靠走路， 偶尔有辆自行车就算先进了。 冬日里太阳懒懒地出来，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便自发地聚在一起， 晒着日头， 端着饭碗聊着家常， 一天也就过去了。 那时物质匮乏， 但人气很旺， 乡亲们穷， 但好像很快乐。 这大概是上世纪 80年代中国大地上常见的农村图景。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往日熙熙攘攘的乡村很快败落了， 破旧的房屋， 萧索的生活气息， 老弱病残孕构成了常居的主体。 现在， 经过低谷的乡村又焕发出活力， 这倒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在破解城乡二元矛盾道路上的摸索。
幸存的几户低矮的土夯房屋， 在高大、 新潮的楼
房映衬下， 显得极不协调。 不过， 土房子散发出的沧桑感和天然的年代印记， 倒让我感到亲切， 它们才是我精神的载体和关于农耕文明的记忆， 是我对这座村庄最深刻的印象。
这也难怪。 中国人， 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从来都重视居住。 “安居” 在百姓的生活次序中是第一位的。 他们咬牙耗去几代人的财富盖下一栋自己满意、 邻里羡慕的楼房， 这便是他们的幸福。
当然， 乡亲们常年在外务工， 凭着他们的勤劳、智慧不仅为城市创造了财富， 为乡村带来了财富， 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城市化痕迹。 他们慢慢习惯穿睡衣、染发、 晨练和饭后散步， 也跳起了广场舞！ 《小苹果》 、《老婆最大》 等熟悉的旋律中， 往日埋在泥土里的双脚也踩着音乐， 跳出了欢快、 轻盈的步子， 这不正是中国大部分乡村走过的道路和节奏么？ 城乡差距在缩小，城乡生活在趋同， 但同质化是我们需要的吗？ 如此下去， 文明的多元化和生态的多样化能够长期共存吗？
二
按照家乡的风俗， 过年前要去祭祖—— “烧年纸” 。 临近春节的几天， 家家户户都要到祖坟前， 依照固定的程序和礼仪跪叩、 摆贡品、 烧纸钱。
为什么人们要在最隆重的节日里， 来到坟前， 拜祭亡灵？ 小的时候， 我对此是有些恐惧心理的。 这让我忍不住想到课本里讲到的鬼神狐怪。 长大了， 经历了亲人的离去， 才慢慢理解祖辈传下来的风俗的意义和道理。
人世间最无法挽留的是时间， 最绝望的是生命的消失。 经历过亲人离去的悲恸， 才知道当生者与逝者从此阴阳相隔， 再无对话的可能， 那种感觉叫做揪心。 常言 “每逢佳节倍思亲” 。 我们不仅思念活着的亲朋， 也会无比想念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亲人。 去年此时我们还能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过年， 但又到过年时， 却少了我们的长辈， 怎能不令人黯然神伤呢！ 只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理解生与死， 明白怎样才算是好好活着。
我和父亲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 父亲泣不成声。纸钱化作灰烬， 风起时飘向空中。 父亲说， 这是爷爷奶奶来拿钱回去办年货了。 我的耳边， 又想起爷爷喊我小名时低沉的声音， 我的脑海里， 又浮出奶奶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站着的样子。
祭祖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 实现精神上的庄严肃穆。 祭祖是一种心灵上的净化， 是一次血缘上的朝拜， 是一次亲情的回忆， 是一种纯粹的思念， 也是生者唯一能够对逝去的祖辈做的事情。 祭祖是生者与逝者超越时空的一次对话和亲情抚慰。 从古至今，人们在理性上知道逝者无法再感知生者的种种悲伤与思念， 但不论是古代的圣贤还是今天的国人， 仍然坚守着这个与科学信仰并行的宗族传统，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它与鬼怪无关， 只是亲情使然。
三
春节前后是农村里结婚的高峰期。 以前， 农村人除了农忙季节， 会有大把的时间用来谈婚论嫁， 春夏秋冬都有新郎新娘。 现在不同了。 年轻男女都在各自的城市打工， 只有过年时节， 才有相亲的时间和机会。
在家多日， 见识了婚礼的热闹和趣事， 比如迎亲时新郎要跪着给新娘穿鞋子等。 但婚礼前后弥漫的金钱气息却令人窒息， 不吐不快。
给大家算一笔账吧。 现在结婚的三大必要条件是： 一栋精装修 （家具、 电器、 软装一应俱全） 的二层小楼 （六间） ， 加上独立的院落， 约需人民币 20万元；一辆汽车， 市价约 12万元左右； 一份彩礼， 现在的价位是 18 万元， 据说近期还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彩礼、 楼房和汽车， 至少需要 50万元。 尽管打工让农民富了起来， 但这笔庞大的花销仍让很多家庭一筹莫展。 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 农村挥之不去的重男轻女观念， 使得当前适婚年龄段的女孩数量远远少于男孩子， 出现了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 这直接导致很多有男孩的家庭拼命打工， 而举家打工的目的和实际效果也只是为了娶媳妇。 细想起来， 这样的婚姻毕竟掺杂了太多的、 不必要的金钱成色。 楼房暂且算是生活的基本条件， 那么， 在农村， 汽车是生活必需品吗？恐怕再过三五年， 乡村公路上也会出现壮观的堵车景象了！ 另外， 18万的彩礼钱难道不太多了点吗？ 这里面有没有攀比心理呢？ 更有甚者， 父母借钱给儿子结婚， 婚后， 儿媳把彩礼钱存到银行， 却不拿来还钱。父母只好继续攒钱还钱， 而年纪轻轻的一对小夫妻则住着小楼， 吹着空调， 开着小车， 存着一笔钱， 过着安逸的生活。 传统乡村那种同甘共苦、 父慈子孝的温情被金钱蚕食得所剩无几了。
打工的光景已不如从前。 随着大规模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的降温， 这些打工者将来何以支撑这样的生活？ 农村中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与十五年前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强， 因为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打工， 认为即便不能考上大学仍可以继续走打工的路。 可是， 这条路真的是长久之计吗？ 不重视教育， 怎么实现最合理、 最畅通的社会阶层流动？ 享乐思潮抬头， 养老问题仍然缺乏有力的保障， 当老人指望不上子女时， 怎么办？ 在 “熟人社会” 和宗族社会里， 基层行政组织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才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想得到？ 我想和邻里说起这些忧思， 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我怕被一句 “咸吃萝卜淡操心” 嘲讽，终于只是含蓄地表达了一点疑问。
再一次离开家乡时， 回望故土， 心里说一声 “再见！ ” 当一只脚踏上轰隆隆的火车时， 另一只脚还停在芳香的泥土中， 不断地回归与出走， 永远地情系两端， 这就是生在乡村、 活在城市的 “城乡人” 的生存与精神写照。
(作者系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
来源：2016年2月24日《四川师大报》 594期
作者：刘开军
审核：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