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楼
1999年初，我“上”了狮子山任教。中文系的灰楼立在坡道下的路边，初看有点老旧的风韵，但头一回走进去，逼窄得心紧，还有股湿布味。后来，我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有了一间休息室，放了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跟我隔了几间房，住了一位快九十岁的老者，我见过他几次，每次都是中午，他房门大开，一个人坐在小桌前慢慢吃饭，神情淡然，身后堆满了老旧的书。他一直围着一块大围布，偶尔见他在楼道中行走，手上柱了根扫帚。多年后，我见过一张宫崎骏的照片，他也围了块大围布，他让围布显出了一种老牌的酷劲，也让我如今习惯了在写作时，系上块粗麻的围布在电脑前敲打。不过，那位老者，不是漫画家，不是作家，当然更不是清洁工，而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后来我知道，这位老教授受到广泛的尊重，他有个美誉，叫做活字典。你说出任何一个字，哪怕是最生僻的字，他都可以如字典一样讲出它的字义。
从此，我看老先生的眼光，更多了一层尊敬。这样的老先生，我在念川大历史系时，还见过不少，不仅是活字典，还是活的历史大辞典。没见过听说过的，还有陈寅恪，老师们常常提到他，因为他是系主任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泰山北斗。不过，我虽然尊敬，却立志不碰这样的学问，或者说，恰恰是这样的学问，成为了我逃离学问之途的推动力。太枯燥了，我哪耐得住寂寞。也想过，什么样的学问，才更加有价值？如果学问等于知识，知识等于常识，常识等于辞典……我自然是不会选择的。我的想法，充满年青人的偏激和谬误，现在是平和得多了。我大学毕业后，在报社的资料室借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口气读完，喟然长叹：如果学问可以这么做，那就太有意思了！不过，就在前不久，我的一朋友见到某大学历史系主任，请教他怎么评价《万历十五年》，主任淡淡一笑，说：这不算学问。至于为什么，主任没有说，大概是太不够枯燥吧。
我那间休息室，我不在的时间多，但即便我不在，它也是颇不寂寞的：每回我一推开门，就会看见一群肥老鼠在床上、桌上、椅子上嬉戏，看见我，冷冷打量我几眼，才不慌不忙地离去。我问隔壁的几个年青人，咋这么多老鼠啊？他们说，都是老爷爷养的，他信佛。老爷爷就是那位老教授。我听了，嘿嘿一笑。
偶尔，会有两三个老师来我的休息室坐会儿。桌上、床上铺满灰尘，灰尘上印着老鼠的爪痕，我们视若无睹，谈笑风生。
广场
我除了上课，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与写。有一回，连着三天，没人给我打电话，我也就三天没说话。去食堂吃饭，也只需要指下菜肴就行了。学校里认识我的人不多，至今，我都感觉自己是个外来者。
南大门外，向左，是校园广场，挤满了苍蝇馆子，意思是苍蝇乱飞、价格便宜、味道舒服，深得学生们欢心。有一天，冷嗖嗖的，我在一家东北大馅饺子店外坐着，等饺子上来，顺手捡起别人扔下的一沓报纸翻了翻，翻到一个标题，《世界失去了一把反手剑》，报道苏珊·桑塔格去世了。报纸上还刊登了她的照片，正是她给世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那一类：美丽、刚强、眼里的才华灼灼逼人，一见难忘。我为她的去世，写下过一篇短短的悼文。后来，我读到她的儿子写的一本书，《死海搏击》，记述他母亲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沮丧、无奈、不甘心、对生的无限眷恋……读得我心发冷。不是因为他颠覆了母亲刚强、无畏的形象，而是我自问，在死的闸门向自己张开时，我能否不战栗？我想起两位同时代美国作家对死亡截然不同的态度：海明威吞枪自杀，他不想活了；福克纳从马上摔下来，不久死去，留下最后一句话：我不想死。我呢，我还不想想。
广场里外，开过许多小书店。记得有一对小夫妻，开了家浅山上最大、最雅致的书店，装修花了二十万，楼下卖书，楼上书吧，买书附送一只设计很小资的袋子，还开了网站，设计了购书送礼的活动。我告诉老板，我也想过开书店，不过，风险挺高的。老板，一个文质彬彬的年青人，淡淡一笑，说，我相信咱们的大学生还是喜欢读书的。我见过他太太，也是一位很优雅的老板娘，他俩是非常适合做一行的。然而，顾客寥寥，不到半年，他俩就把书店转给了别人，先还是卖书，后来，成了茶坊，麻将馆，生意大好。
我来浅山上这些年，亲眼看见一家家书店垮了，一家家苍蝇馆子开了。如今，校内只剩下一家小书店，弘文书局的分店，我散步时习惯去那儿歇口气，翻翻书，遇见认识的老师、学生聊几句。即便没有买书的冲动，也常会买一本，我怕哪天这家书店也没了，我的散步就仅仅是为了锻炼和思考，那多没意思啊。
诗和咖啡
我十八岁前，想当个诗人，这理想没实现，后来是做了小说家，但依然爱诗、读诗。浅山上，读诗、写诗的人不少，但要找个人谈诗，却很不容易。我有时候读到喜欢的诗，忍不住，顺手多买几本，送给别人，下次见面，没人提起一个字，我就晓得，我干了件蠢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听音乐是快乐的，更快乐的是跟人谈音乐。我是很难与人分享诗歌了。
但，我还想写诗。当然，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诗，我指的是，那种极具诗性的作品。几年前，我在丽江的布拉格咖啡馆喝茶，随手翻阅馆内的书刊。容许我插入几句废话：我其实对咖啡一道完全外行，速溶、现磨、蓝山、卡布里奇……入我之口，都一个味道，喝讲究了，是糟蹋。我咖啡喝得少，却喜欢咖啡的味道，深吸一口气，有点眩晕的舒坦。真进了咖啡馆，一般都是喝茶，慢慢喝，慢慢续水，把五肝六心脏都清洗干净了。在布拉格，我喝着茶，翻到鲁迅先生推崇的荷兰作家凡·伊登的童话《小约翰》。我读了几页，当即作出判断，这就是诗嘛！以此类推，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E·B·怀特的《夏络的网》，都莫不是用故事写的诗。我当即又发了一个愿，要写一部这样的诗作，而且要在咖啡馆完成。
回到浅山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咖啡馆。出南大门，向左，有一家爱尔咖啡店，有品味，但适合聊天，不适合写作。向右，有一家四月书间咖啡馆，我经过几次，都没有推门的热情。前些天，我去四月书间拜访一位朋友，这是我头一回进去，直觉是，这里换了主人了，略微昏暗的灯光，低沉的萨克斯，舒适、安逸的桌椅，还有从墙上忧郁地看着我的凡高自画像，让我有想坐下来发呆的冲动。丽江到处写着：中国最适合发呆的地方。发呆，成了一种奢侈的生活。一家咖啡馆，成功的标志，也许就是能让人愿意坐下来发呆吧，无论它在遥远的丽江，还是浮华的都市。新的老板戴棒球帽，上唇一抹胡子，下巴一撮胡子，粗看很沧桑，细看很稚气，也就三十五六岁。我问他我可否在这儿写作呢，他很酷地一笑，意思这咋会是一个问题呢。他是个有才气的画家，也很风趣，在二楼布置了一张画案，备齐笔墨纸砚，谁都可以挥毫来几下。我看见一张署名“刘大麻子”画的画，差点把茶喷出来。因为“刘大麻子”们，我觉得这咖啡馆正在积淀起自己的故事。
其实，我们对咖啡馆的了解或向往，都是从咖啡馆的故事开始的。海明威早年在巴黎学艺时，就常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晚年在《不固定的圣节》中深情回忆到，有个秋雨绵绵的上午，他在咖啡馆内看见一位好姑娘，头发像乌鸦翅膀一样黑，脸色清新，宛如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他一边看着她，一边埋头写作，写出了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在密执安北部》。这次邂逅，这次邂逅中的两个比喻，都让我感慨万千。一家能让作家坐下来写作的咖啡馆，一定是他从中嗅到了发生故事（邂逅）的可能性，而只有当故事发生了，这家咖啡馆、这一部作品，才真正属于他、属于他珍贵的记忆。我走遍浅山，决计要携了纸笔，在四月书间咖啡馆试一试。
下山
我上山“落草”，忽忽已经十二年。东郊大厂很多关了门，厂区铁轨扒了；我楼下成昆线的铁轨也扒了，改了道，峡谷中留下望不到头的碎石子。
我还像初上山时那样生活着，除了上课，就是把自己囚在书房中写作。这是有趣的悖论，我被写作囚住时，更像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但我还有单位，有时我还必须置身人群中，他们是学者，我是作家，我精心地保持着异色。过一些日子，我下山进城，去探望父母、拜访老友，但走在这座我出生的城市里，却像个异乡人。有一回，我去一位老友家做客，在十字街头向擦皮鞋的问路，他操着外县的口音，热情为我比划：抵拢、向左、向右、再向左……我终于还是迷了路。回到浅山上，我自如得多了。这儿不是我的归宿，但它的每个细节，似乎都如掌纹，在我的手掌中。
（作者系文学院教师，出版有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盲春秋》、《我寂寞的时候菩萨也寂寞》等，根据他的《刀子和刀子》改编的电影《十三棵泡桐》荣获200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来源：2012年3月29日《四川师大报》520期
作者：何大草
审核：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