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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首席教授王小盾送给研究生新生三句话

日期:2012-09-05
来源:《四川师大报》

  编者按:2010年9月10日,我校首席教授王小盾在文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发言,发言追溯了文学院研究生培养的办学历程、回忆了自己的研究生求学生涯和工作经历,并提炼出送给研究生新生的三句话:即希望我们的师大研究生们怀有远大的学术理想、保持朴素的工作作风、掌握灵活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文章言辞恳切、循循善诱,体现了我校老一辈专家学者对研究生的真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希望广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新生仔细阅读、细细领会。

送给研究生新生三句话

王小盾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刚才李诚院长说到,我校有比较长的培养研究生的历史。它是于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古汉语等学科招生却很早──在1979年就开始招收研究生了。2006年,我校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从2007年开始招生。各位是不是知道1979、2007这几个年份的涵义?它意味着,在座的新同学是作为四川师范大学第32届硕士研究生,或者第4届博士研究生,来到这所美丽的学校的。这是值得祝贺的事情。

  我像大家一样,也当过研究生新生。那是31年前,1979年,和四川师范大学首批研究生同一届。那时,我怀中揣着研究生录取通知,兴高采烈地从江西省南昌市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研究生的生活。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我的学术生涯就是从这时起步的。这一年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明白了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的区别。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变。不知道在座各位是否想到:你们也正在面临着这样重大的转变。

  十年以后,1989年,我当上了研究生导师;再过四年,1993年,我又当上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扬州大学主持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现在算起来,这是17年前。这一年,我从上海来到扬州,接受了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变。从那个时候起,传授学术薪火就成为我自觉从事的事业了。而且,从那时起,每到开学的时候,我都会向我的学生讲三句话,提三项要求,让他们像我一样,明白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的区别。我认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一位有可能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愿意作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教师,把这三句话赠送给在座的同学。

   第一句话是:希望你们有远大的学术理想。

  大家都知道,研究生是不同于本科生的一个学习阶段。有人说双学位的本科生可以等同于研究生。这话对吗?不对,因为第二个学位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有人说研究生就是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的本科生。这话对吗?也不对,它其实是风凉话。虽然有一些研究生很无能,只能重复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但是,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习性质却是有巨大变化的,不能相提并论。一般来说,大学本科培养再现性的人才;研究生教育则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大学本科要求多占有知识;到研究生阶段,则要求熟悉原始资料,要求在消化资料的过程中进行创造。后者加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学术。

  2004年,我曾经在韩国汉阳大学教了一年书。我教的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是一批很聪明的本科生。有一次在课堂上,我提了一个问题让学生回答。我问的是:“学术”是什么?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学术”就是研究地学习,不一定懂的多,但要懂的深。请各位想一想:这话对吗?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只是个人的事情,而学术工作却意味着一种社会关系,要和不同时代的很多人合作,每个人负责一个小环节,一步一步地把人类求知的过程向前推进。所以懂的多不重要,懂的深才重要。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学术”就是不仅知道怎么样,而且知道为什么。各位想一想,这话对吗?我看也对,因为学术的本质就是创造新知识,一定要追根究底,对自己面对的问题不只是要知道,而且要理解。我们文学院有些老师就是这样:特别重视学生的提问题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位同学回答说:“学术”就是学习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各位再想一想:这话对吗?我认为,更加精彩,因为它看到了常识以外的东西。按照常识,学是要致用的,以前的教育部领导还说,要让大学生尽早参加现实的斗争。据我看,这样的常识倒是不对的,或者说似是而非,很片面,因为它只注意到了职业教育的功能,只注意到了教育被用来制造工具的功能,只注意到了教育对于现实政治的作用,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蔡元培就批评过这一看法,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让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也说:教育的目的是“保证人人享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所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像方面的自由。”这两句话的核心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成为工具,而是让人拥有完善自己的自由。这个看法和中国古代人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古之学者为己”这句话讲的是学术。因此可以说,学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推进独立思考,推进面向自由的、不断完善自己的教育。我们之所以要从事学术工作,我们之所以要学会从事学术工作,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学习一种谋生手段,而是要找到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途径。从另一面──学术活动方面看也是这样。学术是追求真理的活动。如果我们只讲有用,那么,学术就会被狭隘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所限制,它就会名存实亡。

  今天,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韩国是一个小国,学术传统不如中国深厚,学术空间也不如中国那么大。韩国学生像我们的大学生一样,要面对很大的就业压力。但是,为什么韩国的教育能够让大学生懂得学术的意义呢?在我看来,这说明韩国的大学教育是比较成功的教育。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却是有很大问题的。比如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陈陈相因的情况很多,抄袭现象、虚假现象、肤浅现象很多,功利行为和短期行为也很多。学者不好好地当学者,却要去争当文化人;文化人不好好地当文化人,却要去争当艺人。这种学术和文化的低俗化倾向是让人感到滑稽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每一位研究生都懂得学术的真谛,懂得研究生同本科生的本质区别,因而懂得自己的本份,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文学院有一个院训,叫作“博之以文,化成天下”。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化天下”呢?很难说。但可以肯定,只有从做一个本份的研究生开始,培养自己的学术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文化建设有用的人,才可能在民族需要我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时候,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现在,让我把上面的话概括一下。学术是什么?是从已知探求未知的活动。它意味着对知识的真实性要作无止境的追求。它自然不能满足于了解常识,不能满足于了解表面现象,而要追求深入,追问所以然。在另一方面,这种追求也一定会超越当下,超越现实的功利,而表现为“无用”。关于这个“无用”,我们还可以从教育阶段性的角度加以理解。各位同学,你们一定知道职业学校和大学的区别,那就是大学要学很多基本理论,学习的内容看起来不太有用。其实,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内容也有这个区别:到了研究生阶段,学习的目标重点在于探求新知识,探求事物的原理,而不是运用旧知识,其内容当然会更加远离应用。因此,到了研究生阶段,我们若要学习得好,那么,一定要接受某种理想的驱动,而不能只接受利益的驱动。如果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目标是了解学术,并获得参加学术实践的能力,那么,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就应该是有理想的学生;而最好的研究生,就是能够最大程度摆脱现实计较的学生。

  以上说的是一般研究生的情况。对于小部份研究生──对于那些有志于深造、有志于从事学术工作的研究生来说,树立远大的学术理想就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他们从此要把学术──把创造性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社会所要求于他们的职业精神,从此要具体化为同各个专业相联系的学术精神。他们从此要有为学术献身的思想准备,因为任何一种创造性的工作,都必然会经历失败,经历挫折,经历艰难困苦,经受寂寞。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古典文献学专业、语言文字学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更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们是为文化积累而工作的,这些工作同现实生活未必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又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前进的,不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就很难有所建树。另外,我们的工作的最重要的价值,体现为一种人文精神,体现为求真的态度,而不只是体现为某种具体知识,这样就要求我们要作为思想者、探索者来建立自己的学术个性。毫无疑问,树立理想,摒弃功利之心,是成为这种学者的保证。 

  第二句话是:希望你们有朴素的工作作风。

  为什么要提倡朴素的工作作风?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所要追求的真理是朴素的,所以,我们要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它。第二个理由: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实是求是,任何缺少诚意的态度和方法都会导致失败,所以我们要保持朴素的作风。第三个理由: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科学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要经得起检验,每走一步都要注意踏实,所以,我们只能采用朴素的方法。在学术工作中,朴素的风格是最好的风格。相比之下,华丽的、新奇的风格,都不是好风格。

  要建立朴素的作风、保持朴素的作风,关键是要注意两条:第一,重视事实,重视资料;第二,走正道,不走捷径。

  各位是不是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进行科学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把事实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还有一个道理:学术工作,从方法角度看,它在本质上就是处理资料──把资料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两个道理是千真万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说过:“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句话强调事实作为出发点的意义。还有一句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事物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这句话强调材料作为工作基础的意义。其他一些理论家(比如爱因斯坦)也反复说过:科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概念和命题,而在于建立概念、命题同感觉经验之间的细致的对应关系。用简单一点的话说,我们建立认识,目的是理解事实,所以要从事实出发,通过事实的全部总和、通过事实的联系来掌握事实。由于研究者所面对的事实是通过各种资料记录下来的,所以在操作上,表现为从材料出发,以材料为研究的前提。

  我为什么要向大家强调事实、强调材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呢?这是因为,有太多的人走了相反的一条路:他们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喜欢拿着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他们不是从材料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喜欢玩弄概念,做文字游戏。这种做法还往往能得到表面上的成功。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在人身上有一种动物的惰性。有一位德国哲学家(恩内斯托·格拉思,Ernesto Grassi)说过:人同狭义的动物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狭义的动物只能用内在的设计来完成满足器官需要的工作;人不是这样,人的本性和社会性质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人要不断选择外部的设计,同它建立适应。在我看来,动物和人的这种区别也表现在学术工作中:有一些人,只能运用内在的设计,或者搬用某种现成的设计;另一些人则可以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对大量事实进行归纳,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富于创新意义的认识。我赞成后一种人的工作,因为只有这种工作才有认识意义,以及自我完善的意义;而前面那种工作,只能生产书和论文,不能生产新知识。

  同学们也许会问,我们知道从材料出发的重要性,但怎样做到这一条呢?据我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建立对材料的感情。做好这件事很不容易,起码要阅读大量原著:外国文学研究生要读外文的原著,古代文学研究生要读古代的原著,培养好的阅读习惯,摆脱坏的阅读习惯──比如只喜欢读电子本的习惯。但不管怎样难,我们都要过好这一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过去的人,是这些人的语言文学活动,是这些人所创造的各种符号。我们只有在知识水平上接近这些人,在阅读范围上接近这些人,我们才能建立对他们的理解,建立对他们所创造的事物的理解。没有这种理解,就不可能真正进入学术。

  关于“不走捷径”,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经验向大家推荐。以前有人问我: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功,请问有什么捷径?我的回答是:那就是不走捷径。因为只要存了走捷径的心思,就会泄漏踏实上进的元气,把学术做成一锅夹生饭。这是有很多教训的。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些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顶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不走捷径”那句话有点笼统,可以再补充一句话。当时我补充了这样一句话:“我的习惯是人取我予,人予我取。凡是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就让给别人去做;但一旦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就会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在学术工作中,不仅不应该投机取巧,相反,还应该避易就难、知难而进。因为所谓学术、所谓创新,本来就是指解决疑难问题,解决别人未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只有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把它做好,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这种工作作风,也就是艰苦朴素(既艰苦又朴素)的作风。

  各位同学,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叫作“天道施,地道平,人道得”。它的意思是说:天的品德是给予,普施雨露甘霖,不求回报;地的品德是公平,有一份耕耘,就提供一份收获;人的品德是索取,讲求占有而不讲求付出。不过,人类有一些活动却是接近天之道的──比如学术和教育,便最接近天之道。学术活动、教育活动的宗旨就是奉献,它是按奉献、按创造性的劳动来计算价值的,这些价值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估算。另外,真正的学术工作是要进入文化积累的。它不仅属于当代,而且在主体上属于未来,没有办法来求得现世的回报。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工作,哪里需要哗众取宠,哪里需要装腔作势呢?

  总之,朴素是学术工作最重要的品性。只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保证学术事业取得成功。有时候,年轻人因为惰性,因为想走捷径,会忽视这一道理。但我们知道,市场上的假货可能行销一时,却不可能持久;海市蜃楼一时绚丽,但转眼就会散失。像这些短暂的事物一样,华丽的学术、浮夸的学术,它缺少真实的价值,只可能用来文饰浅薄,而不可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因此,我们应该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就养成朴朴素素、踏踏实实的作风。这种作风,既是顺利完成学业的保证,也是将来自立于科学和学术之林的保证。

   第三句话:希望你们有灵活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

  刚才讲到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区别。如果我们给“研究生”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说,研究生就是具有学术意识的学生。但是,大家是不是给“学习”下过定义呢?我认为,学习的定义就是“改变自己”。改变旧的,不利于科学创造的知识结构,换成新的、有利于科学创造的知识结构,这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从这个定义可以引出两个认识:一方面,我们要迎接改变。改变越大,学习就越成功,最好是脱胎换骨。但要把多年的积习改过来,把很多习惯性的认识改过来,这是不容易的,甚至很痛苦。为此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要力求在三年时间里,让自己变成新人。另一方面,这个改变是精细的事情。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术个性,所以要把因材施教当作最重要的教学原则。大学本科时代的那种批量生产的方式,不再适用于这一阶段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要按照自己的个性来学习、来谋求改变。为此,我们必须灵活处理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从研究方面看也是一样。事实表明,科学史上那些发明和发现,它们之所以会产生,总是因为人们受外力启发改变了习惯的思维方式。比如希腊人阿基米德,他是在洗澡的时候,看到浴桶中的水被身体挤出来,才发明那个关于流体力学的定律的。又比如英国人牛顿,当他思考行星运行轨道的原因的时候,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才让他想到了答案,建立了万有引力理论。这些人所获得的灵感,其实来自于对旧的思维模式的改变。因此可以说,所谓天才,从学习的角度看,是注意的能力;从研究的角度看,则是修改的能力。研究生阶段需要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但不能把某种方法当成万宝灵药;否则,就会重犯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瞎子摸象一类错误。即使确定了研究思路,也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思路。因此,只有灵活的研究方法,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

  前面,我们说到了“学术”的定义、“学习”的定义、“研究生”的定义。现在我想问问大家:我们能不能给“方法”也下一个定义呢?我们通常说的“研究方法”,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所谓“方法”,其实是联系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媒介,是研究者的学术个性、知识结构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料品质的相互适合。方法像是一座桥梁,架在主观和客观之间。这个定义意味着,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取决于研究什么材料;第二,取决于由什么人来研究。任何有效的研究方法,都必须以这两个因素为前提。所以我认为,我们与其考虑如何学习新方法,不如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其考虑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不如考虑采用哪些资料手段──比如处理书面资料有文献考据学的手段,处理文物资料有考古学的手段,处理田野遗存资料有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手段。同资料手段、知识结构相比,方法其实是次要的东西,处在服从的位置。1985年前后,文学研究者从西方引进许多新方法,结果成功的例子不多,生搬硬套的例子不少。这就说明,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来谈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手段。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生来说,首先要学会的是文献考据的知识和手段,其次要学会的是历史学的知识和手段。

   以上三条,是我从几十年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得到的最重要经验。它意味着,在我们的学习中有三个大敌:其一是功利,目光短浅;其二是轻浮,华而不实;其三是固执,因循守旧。我希望大家注意克服这三大缺点。如果说其中哪一条最重要,那么,这就是要注意同名利思想、功利思想作斗争。中国古代哲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赞成这句话,因为,我们的责任首先在于树立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其次在于进行踏实而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最后才是写作和发表。2001年,有一位打算报考研究生的青年对我说:“一旦选择了远方,那么,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背影。”我也赞成这句话,因为它包含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个深刻的道理。 

来源:《四川师大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