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几天阴雨后，我给学生讲戴望舒的《雨巷》。渐渐讲到情深之处，我见孩子们都入迷了，便说：“若你们还不能体会那种意境，就抬头看看窗外淅淅沥沥的天空吧。”忽听下面一片笑声，只见窗外阳光灿烂。呵呵，以后我得先看好天色才敢说话了。
那是我上课第二周的事。作为文学院大四的学生，学校分配我在广汉中学实习。从那时起，这样的笑话天天有。我教高一年级两个班，因为和学生年龄相差不大，第一节课自我介绍时我就说，你们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姐姐”就行了。从此我便成了他们口中的“琪姐”。
学生似乎很喜欢这样的称呼，随时在路上见到我，都一个比一个叫得大声。有一次回学校路上，我手里吃着一个军屯锅魁。正值放学高峰，许多人还不认识，忽然迎面走来三五个男生，看见我便大叫：“琪姐好！”声音之整齐，吓得我全身一震，差点把晚饭报销掉。我定定神，矜持地朝他们笑笑，努力维持一个人民教师的尊严，心里却想，让你们看到琪姐大啃锅魁的样子，真是不好意思啊。
大概因为长得比较幼稚吧，有一次出校门买早饭，买完和学生一道进来，主任威严地站在校门口，看见我，指了指说道：“你，站过来。”我心里一虚，默默把酱肉包子塞进衣服口袋里。他说：“你怎么不扎头发？还戴耳环？”我被他的气场威慑，悄声细语说道：“我是实习老师。”主任一改他的英雄本色，立即和缓下来：“哦哦，老师啊，进去吧进去吧。”说着大手一挥，放我入关。真是千恩万谢。过后一想，不对啊，我也是老师，他也是老师，我凭什么要这么卑微？再遇到他，便理直气壮了许多。他第二次逮我，我不卑不亢亮出衣服上的校徽给他看，他立马和颜悦色，放我走人。
后来一次在班上守自习，因为教室太吵招来了李副校长。他进班上一看，厉声说道：“看看你们班像什么样子？我在一楼都能听到你们的说话声！”然后他瞥一眼坐在台上的我，“既是班干部，就要尽职尽责管好纪律嘛！”学生一阵大笑，我都懒得解释。有一次更甚，一位教务处的老师见到我，他瞄一眼我的校徽，直接问道：“你怎么把老师的校牌戴上了？”那一刻，连我自己也差点对这身份产生了怀疑。而后我慢慢习惯了这种误解，以至于有一次被值周的学生抓住迟到，也淡然一笑。
老师放手让我讲课，我也格外珍惜这些机会。讲《再别康桥》前一天，备课备到很晚，做好了ppt却觉得不出彩，好的课堂是要投入更多感情的。第二天课上，我用多媒体播放钢琴曲《卡农》，先让他们听音乐，接着自己在台上和着音乐缓缓背出诗歌正文。等我背完，钢琴曲差不多结尾。下面响起整齐的掌声，我看见孩子们朝我微笑，一直以为那是对我的最高奖赏。做老师的幸福大抵如此吧。
学生爱听我讲课，课下关系也很融洽。因为平常爱看书，我上课前或守自习时都会带一本去，他们叫我“文艺的琪姐”，如此简单给我贴上了标签。孩子们都很聪明，但阅读量远远不够。一次语文研究课，我给他们写了一黑板课外书目，要他们有空去读。我边写边介绍作者背景和相关故事，写完只觉腰酸背痛口发干，但看到他们埋头认真记录的样子，那一刻真是说不出的满足。
实习期间，他们的周记也由我接管。我一共一百二十九个学生，每篇周记看完都会写下评语。大多数周记带着浓重的学生腔，文笔稚嫩，所表达的无非青春愁绪，前途渺茫，华丽空洞，如浮云飘摇。因此我推荐的书目，多是文字清新质朴的散文，比如新疆作家李娟的《我的阿勒泰》和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或者细节扎实、质地厚密的小说，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曹文轩的《草房子》。所有周记中，不乏细腻生动的优秀之作。有一篇学生周记，是写他的家乡，写到每年八月十五桂花飘香，亲人都会在村口相聚，共度佳节。另一篇，写他在路上见到的乞丐和一只流浪狗相依为命的故事，温暖而辛酸。还有一篇，提到他祖父生前写的诗，和说过的一句话：“去世前，爷爷说过很多秋天出生的小鸡是活不过冬的”，读起来凄清感人。每每遇到这样的作文，我会格外多写些鼓励的话语，他们那么勤勉聪慧，假以时日，一定能练出更好的文笔。
体育课我有时陪他们打篮球，球一到我手上大家都不抢了，让我随便投。我每进一球，必搏来一阵欢呼，那时我会尤其感觉当老师真是个好职业。另外一次上音乐课，实习老师是我同学，我也跟随去听。上到中途她要我弹几首钢琴曲，学生跟着瞎起劲，我不好推辞，便弹了两首，《梦中的婚礼》和《童年的回忆》。我七岁开始学琴，练到初中，不过五年，现在多年不碰，技艺早就生疏了。我坐在凳上弹琴，紧张得一身大汗，哪想弹完掌声如潮，由此搏来“多才多艺”的虚名。
实习的日子过得好快，离别那天告别班会，我哭得比谁都伤心。我想多年以后我仍会记得这些可爱的孩子，也许他们也会记得我，那个“文艺的琪姐”。
（作者系我校文学院2009级学生）
来源：2013年1月4日《四川师大报》 536期
作者：杨艳琪
审核：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