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庆似乎已成为近年社会上的一大“景观”，翻检《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关校庆的“公告”、“启事”或报道；不过对吾辈读书人而言，最看重的决不是热闹的庆典或者媒体的炒作，而是那些“应时而生”的出版物——比如说校史稿。一部好的校史，不仅能鉴往知今，为大学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还可能成为留传久远的学术著作，苏云峰先生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就是很好的示范，而最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又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作为一所省属师范院校，四川师大并没有北大、清华那样赫赫的声名，但是这所大学的历史却也并不简单，从抗战时期被迫内迁的东北大学，到凝聚了川北各县人民心血的私立川北大学，再到今天拥有4万在校学生的“巨型大学”，其间该有多少风风雨雨！这所大学最近的发展也是了不起的，她的生均国家投入仅为全国平均数的1/10，但她的在校生人数、校园面积、SCI论文数却连年翻番，去年四川参加高考的考生有20万，将四川师大作为报考志愿的就有8万，这恐怕也是一个世界记录了！
所以说，这样一所“普通”高校的历史，实际上折射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风雨历程，也足以反映最近20年来中国大学创造的奇迹！千头万绪，怎么来写这本校史无疑是个难题。而本书的编者大胆地借鉴了中国历代正史的写法，在精心考据、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编成了反映学校发展脉络的《系年要录》，主体部分则采用纪、传、志、表的形式，以校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为主线，同时精心撰写“艺文志”“思想志”“沿革志”“外事志”等“九志”。如此裁剪史料，经纬交织、条理分明，不仅为师大及师大人“留了一部信史”，也为研究共和国高等教育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
校史稿往往是校庆的“献礼工程”，但是本书的编者态度非常明确，既然是修史，那么摆在第一位的必须是学术的严肃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在书中看不到各级领导的题词，因为编者认定“这些题词是很珍贵的，但是，放在校史馆或者另制画册最好”。编者还特别强调历史的借鉴、教化功能。史稿中，无论“纪”、“传”还是“志”，都力图体现四川师大赖以立校的“五种精神”，也就是说，大学的历史并非只是人事变迁的流水帐，也不是一堆堆的数据图表，其发展过程中自有一脉相承的传统，而对这种传统或者精神的发掘，最能显示编者的“史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校史稿的主编李成良教授。他不仅是四川师大党委副书记，还在四川乃至全国的高校师资培训工作中业绩显著，可以说，为了四川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四川师大“构筑西部人才高地”的重任，他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而他的专业是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一旦工作有暇，他就迫不及待地钻进书斋，从事他的“名山事业”，上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就是靠这样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挤”了出来，也无怪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曾经欣慰地讲，看到李成良的成果，使他在感慨“学海无涯”的同时，又深深相信“学海可渡”。主持修史者有史家、教育家兼大学领导的“三重资格”，可能正是这本校史稿能如此大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平原先生曾经讲过，他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精力来研究北大校史，并非“大北大主义”的表现，而是希望通过北大这个个案来深入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甚至社会史，由此可见校史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盛世修史”也正是我国的传统，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空前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象《四川师范大学校史》这样有个性、见功力的著作能不断涌现出来。
来源：中华读书网
作者：任羽中
编辑：任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