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 1992年普利策奖获得者、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坎普兰教授应邀在狮子山校区综合实验楼307会议室与我校师生座谈。校党委书记丁任重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文学院院长刘敏主持。
校党委书记丁任重致辞
丁任重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约翰?坎普兰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约翰?坎普兰教授作了简要介绍。他回顾了学校73年的办学历史，介绍了学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他谈到，四川师范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齐全，以教育科学为主，教育链从幼儿园到博士后全覆盖的大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校开始了国际化发展进程，目前已经和美国、法国等三十多个国家的80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校党委书记丁任重向坎普兰教授赠送纪念品
讲座开始前，丁任重代表学校向约翰?坎普兰教授赠送了刻有我校标志性建筑孔子像的铜制纪念品，约翰?坎普兰教授在收到纪念品惊喜的表示：“哇，这个礼物太精美了，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
坎普兰教授与师生互动交流
坎普兰教授感谢川师的盛情邀请，并表示对川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在与川师大同学的交流互动中，川师同学问提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这些问题中能够感受到川师的同学的好学。坎普兰教授表示，学校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他诚挚欢迎我校师生到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实现双方共同交流进步。
师生代表向坎普兰教授提问
座谈会期间，师生代表积极提问，坎普兰教授均一一给出了解答。在谈话中，他分享了自己对艺术和真实的理解，对世界和平的呼吁，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心，体现出了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情怀，令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影视与传媒学院、文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的师生代表参加座谈。
座谈会实录
1.影视与传媒学院 骆志伟：请问您最想拍摄中国或者成都的哪些地方？
约翰·坎普兰教授：拍摄中国或者成都，这是关于文化的交流。这是我第13次来到中国，是我大概第六次来成都。我第一次来成是在1998年，21年以前。成都的发展变化非常大，和21年前相比，我几乎不能辨认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成都，那也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每一件事物都非常新奇。我觉得每一张照片都变的鲜活，因为那完全是全新的文化体验，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我喜欢和街上遇到的人打招呼，喜欢去路边摊，清晨路边的早餐店。这些你们也许习以为常，但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或是一个非母语居住地的居民，你都会对这一切感到新奇。对于我，对于一个摄影师，你会觉得你所见的比照片上的更加生动，鲜活。我会一直记得我在成都和佛罗里达的时光，因为我的妻子在成都出生，我的孩子是中国人。我非常高兴来到成都，来到我的第二故乡。
2. 教育科学学院 张炜：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去了很多地方，拍摄了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你认为全球化是否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
约翰·坎普兰教授：当然，我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摄影的原因。我认为许多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确实，全球化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今天，许多生活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的方式去了解世界，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现代化。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一代代年轻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就在渐渐的消失。我的妻子也提到过，许多中国夫妇来美国生小孩，这对中国父母来讲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父母给孩子讲中文，孩子会用英文回答。父母的语言对小孩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我家，如果我能够讲中文，我孩子的中文一定会更好。当他们回中国时，他们能够更好的交流，这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的妻子打算送孩子们来中国学习一年，这样他们能够更好的传承中华文化。
3. 影视与传媒学院 邱玲：教授您好，您如何看待新闻画面的真实性？如何看待新闻摄影中的摆拍现象？
约翰·坎普兰教授：你的问题很好。在我的学校，我教了很多不同层次的班，也教摄影的初级班。我很热爱摄影，也是一名摄影工作者，所以我也有许多喜欢摄影的学生。我们会在摄影上花很多时间，会很努力地拍摄作品。正如你所说 ，人们更容易相信他们肉眼所看到的。所以，真实性是新闻的一切，新闻的真实性是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所以如果你想摆拍一组简单的照片，比如两个孩子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其他的在游泳，总之他们正渡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回家之后他们给父母展示照片，照片里孩子们都很开心，以后你每次看到这张照片，这组照片都是很棒的，即使这种照片是摆拍的。所以，在我教学时，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你想摆拍照片，要用这种方式，要用心去记录，用你的激情和热情去记录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性是新闻的全部，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4. 影视与传媒学院 张骋:南非摄影家卡特曾经拍摄了一张照片《饥饿的小女孩》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是后来他自杀了，因为很多人谴责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先救人，而是先拍照。您觉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先救人还是先拍照？
约翰·坎普兰教授：首先，不管这位摄影师来自哪里，来不管他自哪种文化，如果他能给别人第二次生命，他们会做出选择的。所以，我们不能给摄影师加上一个坏的名声，不管他是先拍照然后救人还是先救人还是拍照，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摄影师，当我们去评判这个问题时，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幅好的摄影作品，我们不能把他定义为冷漠。当然，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紧急的情况，你的任务是先救人。
5、影视与传媒学院 潘理娟：针对作品《21岁的美国人》：请问您为什么要选择PHIL等7位21岁的年轻人作为您的拍摄对象，您是如何选择出他们的？
约翰·坎普兰教授：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项目始于偶然，那时我还是一个摄影师，是一个摄影教授。我在拍摄作品时，有一个年轻人要出远门，当他看见他母亲时，他再也没有忍住眼里的泪水，含泪向母亲告别，我也从母亲的眼里看见了痛苦。这组照片展示了人性的美好，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与孩子分别都是痛苦的。所以看到这些照片时，我想到了我自己，那时我也是一个青少年，所以我想去记录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去记录那个社会的问题。这7名青年都是21岁，尽管肤色、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不同,但他们同样渴望爱与尊重，并不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希望透过摄影表达“不相信绝对客观，但相信公平存在”的新闻精神。
6.教育科学学院 李涯：你认为摄影师可以有权利去选择他们想展示的内容吗？
约翰·坎普兰教授：是的，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认为摄影师需要谨慎。因为如果你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去记录一件其他地方的事情，你需要明白被拍摄者的文化背景。当我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尝试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探索当地文化。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经常拍摄人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相机，去倾听他们的故事。我不想我的照片呈现出错误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犯错误。当你拍照时，你也是一名好的记者，翻译家，因为需要去准确展示你拍摄的主体。
7. 教育科学学院 傅林：尊敬的坎普兰教授，刚才我听了您精彩的演讲，我从维基百科上了解到，您获奖的纪录片“Not As I Pictured”记录了您抗癌的经历，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故事好吗？
约翰·坎普兰教授：当我收到医生的诊断时，我开始拍照记录和治疗。因为我认为如果我可以战胜病魔，也许我的经历就可以帮助到许多类似的家庭。所以我开始拍摄短视频，并且想做一部关于我抗癌的电影。我认为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许多家庭。幸运的是我战胜了病魔，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所以我的梦想就是让这部电影可以在全世界观看。这部电影是免费的，我的梦想不是通过这部电影挣钱。我会给患癌的病人拷贝这部电影。如果你观看了这部电影，你会感受到这部电影的幽默。认真的讲，我希望患者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坎普兰的故事，而是要去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我热爱的我生活中的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和癌症抗争？所以这部电影是传递正能量的一部电影。我不害怕去公开我的生活，去展示我自己。这部电影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太挑战，因为这也是人们和病魔的抗争的一个缩影。人们会对我的电影很宽容，因为我在展现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也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展示了我最艰难的一段时光。这部电影会帮助许多病人，因为它也传递了一个信息——有许多癌症在今天是可以被治愈的。我希望我下次来成都的时候可以和你们分享这部电影。
8.文学院 毛冷蕊：在您心目中，摄影者和被摄者是怎样的关系？
约翰·坎普兰教授：好吧。它基于广告视角吗？我的意思是它应该是好的。但这是不同的，你知道，在广告中你是在推销产品，而摄影是记录生活。我们正在改变不能改变的，我们的行业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有电信，我们有广告，我们有公共关系，我们有新闻等这些专业，但我不认为新闻在我的领域，在我们在这个地区很出名。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学生们无法为未来的行业做好准备，大学毕业生在媒体机构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他们需要学习市场营销。我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名为《成功的照片组合》，书中的内容是能触动你的东西，不管你是自然摄影师、还是美术摄影师还是商业时尚广告摄影师、摄影记者，你需要学会推销你的东西，这就是你的客户想要的。而且你要保持对工作的新鲜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一本书，关于如何展示你的作品或者来推销你的作品。这在我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摄影领域包括在内，因为我们的学生需要上广告课来学习如何推销。在和其他的导演一起工作时，我们也是学生，也需要学习多媒体技能，因此，新闻业正在成为其中之一。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尤其新闻学院和通信学院。我们是非常专业的交流者，我们应该是专家，所以我们在未来要为新闻专业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来源：新闻中心
作者：程慧钰 何玥 王辉 摄影：任心怡
审核：徐聪林 终审：新闻中心
